河北文化和河北医家在祖国医学体系初步形成和后续发展过程中都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北医家继承了燕赵文化之古风，《隋书·地理志》称这里“悲歌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并”。历史上的河北不断经历着战争和民族融合，练就了燕赵之士兼容包并的胸襟和勇于开创的胆魄，这一特点影响渗透到医学发展中，河北医家在继承前人己有成就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发展。这也使得河北医家在祖国医学史上学术地位显著。

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是河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传记的医家，“历史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谓之“医学之宗”。至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形成了“扁鹊文化”，影响穿越2000年历史。

创新是指首创、更新和改变。扁鹊即是创新医家的第一人。扁鹊与黄帝并列医经派，是中医四诊的奠基人，经络藏象学的首创者，辨证论治和综合疗法的实践先驱，脉学、外科及麻醉术的鼻祖，此外扁鹊提出“六不治”的思想，批评了“信巫不信医”，是反对巫术提倡医术治疗疾病的先行者。扁鹊对祖国医学从理论、诊断到临床实践及医德医风各方面都有所创新，更重要的在于其创新精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金元时期河北医家崛起，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补土派创始人李杲等都对当时祖国医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河北医家的理论创新更是将祖国医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高峰。三位医家在医学创新上各树一帜。

刘完素是寒凉派的代表人物，医学理论创新的开拓者。在阐发《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亢害承制”之说，创造性地以五运六气作为疾病的分类纲领，特别是将运气学说与病机十九条结合起来，发展了《黄帝内经》对火热病证的认识，提出了后人所说的“六气皆能化火说”及“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并认为阳气佛郁是产生多种火热病的关键。学术上以倡言“火热论”著称，又是发挥《黄帝内经》杂病证治的开山者。成为“金元四大家”之首。

张元素虽未入“金元四大家”之列，然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成为易水学派之开山。张氏突破前人,推陈出新，治学不主张拘泥古方。他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他在处方学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遣药制方上，张氏运用《内经》关于药物的理论，结合临床，阐述了脏腑规律，并发明了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的理论，司古方之法而化裁新方，拟订了五行生克制方大法。明代李时珍盛称张氏曰：“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为之亦有“金元五大家”之说。

李杲学医于张元素，却不囿于师说，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故后世宗其说传其学者大有人在。

另外清代玉田的王清任，被称为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率先革故鼎新。在《医林改错》大胆提出对古籍中有关解剖方面记载的怀疑。并画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以改正。梁启超称他“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者”。

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中西汇通思想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河北医家张锡纯在其“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思想影响下，提出了“衷中参西”的汇通观，迈出了在临床中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开创了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先河。

河北历代医家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学术成，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医学思想及创新精神开启了祖国医学理论创新研究之门。这些医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于实践中大胆地将医学理论进行融合、创新、发展。尽管各有创新独见，然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中表现了医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不囿于一己之见、善于接纳的宽阔胸怀。他们的这种精神，正是河北文化的一种特色，值得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